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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藥蛋派”作家的家園情結

        2020-02-25 10:38:32    責任編輯:    字體:

           以趙樹理、馬烽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恪守現實主義原則,始終堅持作家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從生活中獲取素材,創作出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在表現北方農村的生活狀態和農民的思想情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在文學的表現手法上也獨樹一幟,成為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最受人矚目的文學現象之一。“山藥蛋派”作家值得讀者記憶值得后輩作家學習,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他們有著強烈的家園情結。

          “山藥蛋派”作家在太行山和呂梁山根據地迷戀上文學創作,小有成就后,絕大多數都離開故土,走向了外面的世界,趙樹理、馬烽去了北京,西戎、胡正去了四川,孫謙去了東北。他們當時都是30歲上下的年輕人,黃土地外的文明和大城市的世面,對他們有著強烈的誘惑,他們幻想著城市生活的豐富和瀟灑。然而,過了幾年后,他們卻先后又都回到了太行山和呂梁山下,回到了汾水岸邊。在外面的數年中,他們當然沒有放棄文學創作,發表過一些不錯的作品,那么,他們為何要重返故土呢?馬烽在1980年寫的一篇文章《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談到了這個問題:“我在北京待了將近7年,深深感到住在北京城里寫山西農村生活,不是個辦法。‘京華雖好,終非久留之地’。后來就下決心卷上鋪蓋搬回了山西。”馬烽的這段話,其實也完全可以代表其他幾位作家。

          他們回到山西以后,在熟悉的家鄉土地上,很快便尋找到了自己生存與發展的價值,用全部身心去感應這塊土地上的痛苦與喜悅、喧嘩與騷動,獨特的文化習俗、風土人情和生活氛圍,猶如濃得化不開的情愫,成為他們的精神家園、理想港口。他們如魚得水,手中的筆特別順暢,作品紛紛問世,進入了創作生涯的黃金時代,各自的代表性作品,大都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像趙樹理的《三里灣》、馬烽的《我們村里的年輕人》、西戎的《賴大嫂》、孫謙的《傷疤的故事》、胡正的《汾水長流》等等。他們認定寫農民、為農民而寫,是自己寫作的根本之路,因而始終不渝地堅持民族化、大眾化、通俗化的創作風格,堅持深切關注農民命運、關注農村發展,再加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和富有個性、流暢明快、幽默風趣的語言,贏得了非常廣泛的讀者。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成為享譽國內外的大作家。

          從“山藥蛋派”作家的家園情結,我們得到的啟示是:當作家離開故土,到了外面的世界以后,有了反觀本土文化的機會,不同文化的碰撞,使他們強烈地感受到文化差異帶來的心靈落差;地域的位移,造成他們難以將創作心態調整到最佳狀態的困惑。在遠異于故鄉本土的異質文化中,他們不能不感到文化的失落感,無時不懷念起故鄉的山、故鄉的水、故鄉的人,文化基因這個看不見、摸不著,卻又實實在在存在著的精神事物的內在功力,對他們的制約,是非常之大的,因而,他們義無反顧地回到故鄉后,才能暴發出創作激情,寫出優秀作品。由此可見,作家的家園情結具有著強大的力量,也成為文學創作的一種經驗。

          楊占平

        來源:山西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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